金国泉的散文
2016-08-17 10: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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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之思

        一座山就是一部历史。

     而历史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那么不让你看仔细就与你擦肩而过了。你只能回过头来,不断地回过头来,而回过头来看到的结果却是模模糊糊。正如这些在庐山上采摘下来,现在躺在我桌上的这一大堆底片,任你如何努力地将它冲洗,也是徒劳,也看不真切这“庐山真面目”。当然,也可以说是看清楚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这侧过来的峰是苏子的“峰”,苏子观看庐山的“峰”。

     苏子一观就是九百年。九百年匆匆而过,苏子的这种方式仍旧适合着我们。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一暗藏着璇玑的方向攀缘,仿佛西西弗斯,将石头一块一块推上山顶,然后看着石头一块一块滚下山来,那滚下山来的石头多么冰冷、坚硬、不可动摇!站在这些石头面前,即便是西西弗斯也只能茫然与无所适从。

    我知道,2003年的庐山之行的确是有些匆忙了,匆忙得近乎慌张。这慌张不仅仅来源于连一部好照相机也没能带上的烦燥心情,它也来源于匆忙的历史—— 越是匆忙的东西,越是想驻足,哪怕是片刻,这便是人类的可贵之处。庐山依靠这一可贵而直插云霄。一行的朋友认为我不应该冤枉他,照相机本来是好的,拍照的时候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不知怎么就坏了。或许朋友说的话是正确的。庐山太沉重了,沉重得让你拿不动任何一点东西,哪怕是一星纸片——那么多的历史都在这里演绎,那么多的血都在这里流淌,以至将黄栌染红,能不沉重?

     原打算上午到达庐山,但由于我们都不认识路线,车子一开便与庐山擦肩而过。这似乎是庐山与我们这些初识之人开的一个玩笑。事实上,庐山跟每一个来此之人都在开同样的玩笑,不管你走错了路还是没有走错,你都必须回过头来,重新面对它。

      当然,对于我们不能称之为重新面对。我们只是从它很远的身旁一掠而过。我们是否惊动了它?一直到下午2时30分抵达庐山宾馆时这一问才显得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庐山已被我们分成二半:一半在脚下,一半在头顶。

      由于第二天必须赶回,我们不得不匆匆安顿一下自己就重新上路,去追问那头顶的另一半。“垮掉派”代表凯鲁亚克笔下的主人公狄安与萨尔们也不过如此。其实,我们是盲目的,或者说是迷茫的,我们的追问也是迷茫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历史的追问。这是否是生存者的迷茫?没有答案。狄安与萨尔们疯狂地奔跑也没有找到答案。一直以来,我们依靠寻找答案而生活并生存着,身旁的这一茬茬游人也是如此。来看五老峰、三叠泉、仙人洞、抑或是美庐、万言书及庐山上的一块又一块形状怪异的巨石?是,又似乎不是。

  我们有些像这秋深的落叶,急于向大地扣问,又不被大地接纳,大地推推搡搡着,让我们不停地在她的手掌上滚动。

       庐山一直蹲伏在这里,千万年的风化也仍然不动声色。

     庐山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一个三角形状的点,这个三角形状的点,它的一边是坚实的,它的一个角尖尖地向上伸展,这也是它现在在我的面前如此高大,如此不可企及的原因。

  高大与矮小都是庐山,历史创造的庐山。历史可以将庐山无限放大,也可以将庐山无限缩小。只是无论放大与缩小,均与庐山无关,庐山仍然是庐山,像一块骨头,谜一样的骨头,骨头一样的谜。

     层层叠叠的脚印都是来解这个谜?路两旁的草已经枯萎,秋冬季节,不时飞下的发黄的叶片或在我的前后不肯离去地打着旋转,或在我的脚下发出脆脆的断裂的响声。

     这响声让我有些心慌。我总怀疑是脚下的某块石头在发生断裂。朱元璋敢于在这断裂之处纵马一跃,因此,他成就了朱氏帝业。陈友谅不敢,陈友谅因此只能望着朱氏的项背,仰天长叹。

     我更不敢。芸芸众生之中的我连认真究竟一眼也不敢;特别是往下看,即使是无限风光。那么深不可测、不可阻挡地吞噬一切的深渊,我只能选择离开,或者束手就擒。

  端座在白鹿洞中的朱熹是否观看过?朱熹实际上也是选择了“离开”,只不过,这“选择”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因而悲惨。“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宋史•朱熹传)朱熹还能怎样。千百年的风雨打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朱熹现在看上去双眼已有些茫然 ——我既看不到他严峻的表情,也看不到他释然的眼神。是对“德”、“仁”思想的茫然?是对历史的茫然?还是对我们这些游离于历史之外且对历史作壁上观的游人的茫然。我无法弄明白,一代宗师自己恐怕也无法弄明白。历史终究是历史,它不遵循任何规律,残酷而逼仄,也不允许任何如我等不相关的人介入。介入,也不过一个游人,甚至是一个束手就擒的游人。青石铺就的路那么漫长,弥漫在山间、树丛中的雾那么缥渺。

     是从历史深处漂过来的吗,或者那青石路就直接伸往历史深处?黄栌、翠竹、青松、秋阳……引领着我们,同时又将我们迷失,将我们与庐山断然隔开。

       有人说白鹿洞有幸朱熹、朱熹亦有幸白鹿洞。我都不信,但我同时又都相信。悖反一切的二律定律在否定一切的同时又对一切进行肯定。

        它也肯定了“万言书”?

      静静地躺在河西路176号的“万言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的浸润已有些泛黄了。再科学的收藏,也不能阻止岁月的足迹的覆盖。这是必须,导游那麻木的表情,麻木地讲述,让我深深知道这一点,那些匆匆而过的游客让我深深知道这一点。但我仍能从中分辨出历史:刚须虬髯,铁骨铮铮。

      “谁敢横刀立马?”历史仍在回应着,三叠泉似乎也仍在回应着。义无反顾、热血奔涌的三叠泉,凌空而下、粉身碎骨。

      “飞泉如玉帘,直下三千尺。新月如帘钩,遥遥挂空碧。”陈子昂在描绘三叠泉的同时,不经意间郑重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万言书”及写下“万言书”的彭大将军。

       这恐怕是陈子昂所不知道的。我知道它时已在离开庐山的路上了。

的确,对于庐山,任何游人最终均必须选择离开,唯其如此,才不致遑论,才便于仔细地咀嚼与倾听。

      空气在树梢抖动

      在蹲伏的石头与石头之间流走 磨损

      发出我一直未曾见过的光的沉痛

      通往莲花峰的路

      在那丛野草中

      突然失去踪迹

      这一年一度蓬勃的野草

      在我来之前,曾向谁提问

      向谁伸出它

      胼手砥足的真实身份

      ……

     这是我2000年写给我家乡的一座没有来路也无归途的名叫“香茗山”的小山的诗中的两节。它似乎也适合此刻我咀嚼庐山,咀嚼着它的神秘,咀嚼着它那突然失去踪迹的通往“莲花峰”的路,这“莲花峰”就是“万言书”。

      “万言书”是不幸的,同时它又是幸运的。幸运与不幸,对于它均无关弘旨。无论我们在它面前大声喧哗或者默默伫立,“万言书”总是孤寂的,在展厅内静静地呈现着它的孤寂,与身旁的一切隔开,高山仰止。

      “庐山美景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我无法知道朱元璋写下此诗时的心情,但我清楚另外一点:再美的景也只能偶尔被记起,如我们。很快它便进入忘川或者被其他什么所代替。

 我常常想,山与山总有相通之处。都是一片苍茫,都是一块又一块的石头,都是游人朝向天空的脸,朝四面八方……

     但石头与石头又总是不同。比如雨花石,斑斓而光溜的雨花石,它总是被游人带走;当然,现代社会是被买走,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过大,它甚至出现了赝品。庐山的石头或丈余,或数丈,甚至数百米,高耸入云,孑草孤树,遒劲峭拔。我们只能远远地观看,别说带走,连亲手摸一摸,也显得那么肤浅、幼稚与不可思议,甚至不可能。有如此刻书桌上的这盏台灯,不停地回过头来也只能对着这张薄纸发呆,对着这茫茫夜色发呆。

      直到它消失在挂着冰凌的曙光里。


夏日的塘坝


       许多东西都是因为回忆而美好。

  人之所以为人,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去回忆,去追寻。这回忆与追寻虽有多种方式,或亲身经历,或极目远眺,或心驰神往,但其结果却只有一种,那就是那个值得去苦苦追寻的东西越来越远,几近消失,却越来越忘不了,一遍遍地回味,它却在那“灯火阑珊处”一遍遍地散发出微弱却非常坚决的光。我们并不一定想去修正什么,不一定能修正什么、弥补什么,只是无法释怀。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那个叫做根的东西在作祟?

  回忆也是寻根吗?

  坐在这昔日的塘坝上,抚摸着这不知抚摸过多少次的土地,我免不了因这种熟悉的陌生化而默默无语。

  这是否就是我们的根?

  之所以感到陌生,是因为我现在坐着的塘坝的确已非昔日的塘坝了,虽然它仍然发热甚至发烫。塘已是一泓浅水,由于疏于管理,现在这个时候就更是浅得只见水草,不见水了———因为草多水少,一种反向的让人心慌意乱的茂盛占居着这个应该是水的一方天地。坝也已被荆棘铺天盖地地强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岁月这副担子压在这坝上的结果?它比我记忆的样子矮了许多,像被搬走了半截。那被搬走的部分到哪去了?无法找到,似乎也没有踪迹。那时候塘坝就是我们这个丘陵地带村庄最高的所在,放眼望去,那湖那村庄那田野里的一切尽收眼底。站在这里,无形中就有一种高了几分的感觉。两旁的杨树虽然越来越茂密,却越来越没有那份荫凉。由于长期疏于人迹,杨树下面许多一直未伸开手脚的灌木以及杂草,便肆无忌惮地张开了它们的双臂。人几乎无法走过去,就更不谈去那里纳凉了。

  “进门是少女,出门已是妇人”。我突然就想起了《哈姆雷特》里的这句台词。

  这说的就是沧海桑田吗?

  不记得曾经是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一句话:地球上如果没有人类,只需50年,无论什么植被都能恢复。这话我真的很相信。眼前的一切你能不信吗?

  “纳凉”这个词好像很久没用过。现在的年青人应该难以形象地理解它的深刻内涵。更难以理解唐代诗人杜牧《秋夕》中“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那种感受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有。当然这种“有”,也只现在才“有”了,才感知到。那时候的我是无法理解杜牧的。确切地说只知杜牧其人,而不知其有此诗句。

  “离开才能看见,并看清自己的影子”。诗人沈天鸿对诗的论述也适合我此时对夏日塘坝的感受。的确,过去伴我成长的———实际只能叫生长亦即生存,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且只有生存,能生存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么多时光,从来就没有也没能回过头来看一下,那时看到的只是前方田野里的麦穗、稻谷或者冒着炊烟的村庄等诸如此类能填肚子的东西。当然,我现在是否看清了也仍然未知。若干年后,再来看时,我看到的及我想到的可能又是一番景象,这应该是一个不断的“看清自己的影子”的过程吧!

  是没有静下来的时间吗?应该不是。实际上,塘坝就是那时候一个让我们在夏天静下来的地方,当然这种“静”,是一种与劳作相对的叫做歇息的“静”,并非那种让大师们以静观物的“静”。白天歇息时,我们就在那里坐,在它上面,在那树荫婆娑处纳凉、谈天说地、盘古论今。最让我们心驰神往的是那树荫下、微风处小半导体里传出的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与杨家将。那种准时的虔诚绝不亚于现在的年青人收看奥运会或者世界杯,我二叔的儿子有次入迷到把对秦桧的气发泄到了耕作的牛身上,听完评书后的他狠狠地抽了正在喘着气的牛一鞭子,结果受了莫名其妙鞭抽的牛也就莫名其妙猛跑起来,把我那憨厚的堂兄重重地摔在了泥田里。然而,奇怪的是我那堂兄仍然没忘记把这笔帐算秦桧头上。

  现在想来,物质匮乏的年代,实际上精神不一定匮乏,只是单色调一些、平面化一些而已,正是这种单色调与平面化让它成为了那时夏日塘坝上吹来的风,虽只一丝丝,却是那么的惬意,让人忍不住要叫出声来。

  夜晚,我们就在它上面睡觉。实际上,睡觉的准备我们这些孩子从傍晚时分就开始了。我们纷纷将竹床从家中背到塘坝上。我常常惊讶,为什么我们这些孩子会自觉地遵守“昨天”各家的位次,而不去争抢那个没有规定属于某家的比较宽阔而略微凉爽一些的地带?要知道那个“昨天”放竹床的地方只是一个记忆,连痕迹可能都没有。已然发生的事件居然对孩子也有约束力!这可能就是孟子的四端说性善论所以千年不朽的原因吧。

  一一放置的竹床一家紧挨着一家,男女老少在一个塘坝上,一字长蛇阵地排列着,像个不知名的原始部落,毫无现代人的不适、羞涩与戒备。奶奶们总是在这时与她的小孙子摇着芭蕉扇说着永远一样的数星星的故事。随着芭蕉扇的节奏,奶奶与孙子也就同时慢慢睡熟了。也只有在这时,大人们才能真正短暂地不再流汗地躺下来,面对广袤的夜空突然忘记自己,静静地彼此说着北斗七星中的诸葛亮,说着银河中的牛郎织女,谈论着岳飞为什么那么“孬”?

  这实际上是一个奇迹:人只要有稍微的宁静就会思想,面对这个世界去感叹,虽然这种感叹朴素,但却真实,让世界不得不认真思考的真实。而我们,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便不顾这些了,也不知道这些,三五成群地一手拿着墨水瓶,一手拿着芭蕉扇到田埂上去追捕萤火虫。你追来,我追去,萤火虫似乎故意戏弄着我们这些顽劣的家伙,总在我们身旁飞来飞去,这也给了我们捉住它们的机会,不一会功夫,墨水瓶就满了。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在墨水瓶中也仍然一闪一闪,没有因飞不出去而发出吼声。它似乎认可了我们,愿意听我们毫无缘由的哭声与笑声。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晋代车胤囊萤读书的故事,但这些萤火虫却照亮了我们那些夏日的童年,也照亮了这个童年时代的塘坝。实际上,我们不就是那时的三五只流萤吗!只是我们没能像车胤一样照亮自己的仕途,照亮的仅仅是现在的一个回忆。

  记得最真切的还是父亲用萤火虫来测算稻谷的丰收情景。父亲将萤火虫踩在脚下用力向后一踏,父亲说那萤光的部分越长,稻穗就越长。父亲显然不知那是因为萤火虫尾部的荧光素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氧化荧光素产生的结果。但这种朴素的丰收愿望永远像萤火,虽然微弱,但让我永远忘不了。

  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她的《反对阐释》中认为对释义的热情不是对原著的尊重,而是出自公开的侵犯,是公开的对于现象的蔑视。我不知道我是否蔑视了故乡夏日塘坝这个“原著”以及父亲对丰收的测算方法。实际上,在这里,对于夏日塘坝这个“原著”我并非阐释,我是公开的、充满着热情地在寻找,更多的是留恋,一种因此情此景不是那个“此情此景”的感叹。

  一串脚步声很快打断了我的这个感叹。好像是我堂兄的。但等我本能地回过头来时,却没有人。

  应该是幻觉。几片过早落下的落叶让我产生的幻觉。

  我堂兄不在已有两个年头了。他去了哪里?就像这塘坝及塘坝上所发生的一切永远也没了踪迹吗?

  我不得不站起来。不知不觉间,太阳已近正午,塘坝的温度比刚才高了许多,快把我的衬衫汗湿了。本来人就不多的村庄此时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他们都从远处的田野回到了家中。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生活幸福的进步,不再凭那种原始的汗水来生活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总让人感到有某种不适,有些许缺失。

  缺了些什么呢?热得发烫的塘坝无法回答。

  几只知了在杨树上此起彼伏地叫唤着。我想它们更无法回答。


屠家田


     一个地名自然代表一个地方,代表一个地方说话,或者说一个地名总能衍生出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血相通、肉相连。但一个地名又总是与一个地方相脱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血肉关系实际表现出来的却不是十分关联,甚至相去十万八千里。像一场马拉松比赛,许多地名总比地方跑得慢,总是尾随在地方的后面,有时后了许多。但我认为它们更像田野里长出的稻子,它的外壳与那金灿灿的米粒的关系。米粒那么香甜,而呵护它的外壳却是粗糙的,难以下咽的,乃猪之类动物的饲料。当然,在那个人不如猪的年代,人肯定难以吃上这个本应该属于猪才吃的东西。

  “歌声使秋天金黄|突兀的稻茬|散发着淡淡馨香|但它抓不住自己的果实|仿佛这旷野的歌声|不由我唱出|却由我收获”。这是我多年前所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抓不住自己的果实,对于界定地名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更为确切。

  我的家乡,一个名叫屠家田的地方似乎也十分适合这个比喻。不由我们唱出的屠家田,却由我们收获了。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及家乡的亲人们抓住了什么?

  从文字上看,应该与姓屠的多少沾点关系。可方圆十里之内,连一个姓屠的女婿都找不到,哪来屠姓一说!实际上即使有屠姓在,那又怎样?对于屠家田来说那不仍然是难寻寸丝半粟吗!时间早已将一切掩去,让一切成为屠家田上空的尘土,在飞扬、在呛人。因而我总是认为我的家乡及亲人们对 “屠家田”什么也没抓住。

  什么也没抓住是不是什么都抓住了?这应该是个哲学问题。

  我不是哲学家,我也没有去研究哲学。但我喜欢看我的家乡屠家田的村头终年挺立着的那棵哲学家般的大柳树,几十年了,大柳树既长碧绿的叶片,也长灰褐色的枝杈。那些叶片年年飘散,年年不知所措地落在水沟里、水塘边,再远一些的也就被风吹到了不远处的田野里;如果再从田野里望过去,远处也就是一望无际的湖泊———连接皖鄂两省的泊湖。一个湖能“泊”在某个地方吗?一个“泊”字让这个湖周围的村庄以及村庄的一切一下子就有了千年的意味。这个意味让湖与村庄一起“泊”着,一起静悄悄地蹲守。从春天一直蹲守到严冬。泊湖因而波澜不惊,因而静影沉璧,泊湖的水因而夏天深冬天浅,有时甚至浅到人可以直接踩在夏日里蓬勃,一俟冬天就枯了下去的松软的麻皮草上走到对岸。

  我们这个地方每个姓氏家谱的谱头几乎无一例外地告诉后来的我们,是明洪武年间从鄱阳湖瓦屑坝迁徙而来。我们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了。但在这以前,这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各家谱头都没有表述。或者由于是移民不清楚原来的情况,又没有去考究,干脆就不做表述。就像这个屠家田,突兀地存在于这个地方,没有来路,也没人去管它的来路。所谓“突兀”当然是我的想法。实际上,那个叫瓦屑坝的地方也一直是在那里突兀地站立着。有人曾专门去考究过,最终也无功而返。所以,我们这些被迁徙的人什么也不是,两头空着。“屠家田”因而被我总结出一个结果:像一块飞来石“很孤立地突然”。

  ──“存在就是合理”?对这条真理,因为我的家乡屠家田的缘故,我突然有些迷惑了。

  是不是世间的事大都没有来路?没有来路的屠家田让我们一辈又一辈人很懵懂,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名不正、言不顺似的。仿佛我现在正在走着的这条乡村小路,猛然往身后一看,满是荆棘,狗尾巴草,路没有了、消失了、被狗尾巴草吞没了。好像我们不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而是从天而降。

  我知道,屠家田不可能从天而降。它是一个村庄。世间有多少城市不是由一个个村庄演变而来?比如石家庄,比如香港……当然有些村庄能演变为一个城市,甚至是大都市,而有些村庄永远只能是村庄。比如屠家田。

  是不是营养不良?

  可能像写诗一样,同一个或一件物事,有些人写出来是一首好诗,而有些人写出来的就不是好诗,甚至不是诗,只是冠了诗的头衔。这样一说屠家田肯定就不是一首好诗了,或者就不是一首诗了。其实我骨子里就是这么认为的。只是儿不嫌母丑。我不应该有这样吊诡的想法。

  作家刘震云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通过主人公杨百顺告诉我们:世间的事情原来都是拐着几道弯的。杨百顺先是被“拐”成杨摩西,然后又被“拐”成吴摩西。叫杨摩西尚能理解,叫吴摩西就连他本人有时也有些不知所云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屠家田一共拐了几道弯?肯定是哪个弯拐急了点,让我们的祖先一时转不过来或者没来得及留下一些痕迹,转不过来或没来得及留下一些痕迹便容易让后面的人失去目标,甚至会出现交通事故。

  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失去了目标?对于屠家田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个死结,解不开了。我的一个朋友曾想帮我解开,他很兴致地告诉我应该是“度”家田,普度众生的“度”。我想这也太过牵强了,即便是讲故事也不能这样讲!

  其实解不开也可以不用解。世间有多少事能解个清楚明白?解来解去,看是解开了,实则滑稽。后人能认可吗?比如我们认可屠家田吗?我们实际上只是被动地接受,品尝时就觉得干巴巴了,味同嚼蜡。

  “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症楼》中的描述更加坚实地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屠家田或早就将它“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一路分送给了我的一代又一代的祖先。

  ……天有些麻黑了。麻黑就是既不黑,也不亮,给人以恍惚的感觉──我忽然想到屠家田给我的就是一个麻黑的感觉。

  实际上,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西沉,月亮尚没有出来。这样的境况只有乡村才能见到。城市都已被早早到来的灯光消解了。城市有灯光消解黑夜,而乡村就只能靠吸收了一天的光亮的湖水或土地、庄稼来释放光亮进行消解。这样的消解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就会黑漆漆一团。好在我已经来到了村口。说是村口实际上是一条乡亲们出门劳作的小路。每一个村庄都存在着多个这样的村口。比如屠家田就有四条;一条是进村的路口,一条是出村的路口,一条是去池塘洗衣挑水的路口,一条就是我正在走着的劳作的路口了。这么多的进出路口怎么就没有一个路口让我走进去看清屠家田的来路呢?

  记得这条路到达村口时原本有一个坡,现在没有了,岁月已经磨去了村庄的高低起伏,磨去了沟沟坎坎。实际上,由于区划调整,屠家田这个名字也再一次进行了更换,改叫南台。而村庄也基本没人居住了,村民亦即我的乡亲们大都搬到了路边,很时尚地沿着公路一字排列,俨然一条街道,许多妇女跳着广场舞的那种街道。原来的村庄已经成了一枚实质性的蝉蜕,被抛弃一般委屈地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再过若干年,这里不知是个什么所在?它会叫什么呢?

  严格地说屠家田早就被抛到了一边。只是,它是被我的祖先抛弃的还是被我的父老乡亲抛弃的?我说不准。但有一条是准的,那就是屠家田早就是一枚蝉蜕了。尽管我们在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在朋友问起家乡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家乡叫屠家田。

  或许,真正的屠家田早就不存在,没有消亡地消亡了。我们只能借着屠家田这个名字的光现在是南台这个地名的光生活、生存,东奔西走。


桑 葚


     我现在才知道桑葚竟然是水果这个大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昨天看见爱人从超市买回来包装精美的一盒桑葚,我才恍然大悟,桑葚竟然也很有贵族气──

  我一直认为水果这个词很有贵族气,而桑葚不能称为水果。我甚至野蛮地认为桃子也不是水果。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是野桃树,每到夏天便毛茸茸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水果应该是难以买到的,是我们这些下乡孩子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桑葚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它既无如水果一般润泽的果皮,也无坚实的果核(这个结论我后来才知道是错误的,桑葚是有核的,只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也不怎么甜蜜,酸溜溜的,更上不了桌面,很下里巴人。那时每到春夏之交,树荫下,有时是喜鹊有时是麻雀喙食时不小心掉下来后,我们就如同喜鹊、麻雀们一样争着抢着捡拾的桑葚,却可以与苹果之类的水果相提并论,让我真是有些感叹。

  柏拉图的《斐多》中有一句话,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之上或为它所“分有”。柏拉图的“分有”说让我想到,是不是水果被桑葚部分“分有”了?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柏拉图还有另一句名言:认识就是回忆。这句话对我触动更大。因为我坚信许多东西是因为回忆而美好。这自然包含了我对桑葚等果实的认识的改变。但实际上我是先认识了桑葚然后才认识了“水果”,从这方面看又与柏氏理论相悖。也许世上的事本就矛盾。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诗经《氓》这样描述桑葚时,虽巧妙地描述着男女爱情,但也不经意地勾勒出了一副斑鸠争食桑葚的田园美景。桑葚之盛也就溢于言表了,且与我儿时景象几近一致。

  桑葚又名桑果,既可入食,又可入药,中医认为其味甘酸,性微寒,入心、肝、肾经,为滋补强壮、养心益智佳果。具有补血滋阴,生津止渴,润肠燥等功效。这是我看见爱人买了桑葚后,“百度”搜索到的结果。在这之前我对桑葚的这些功能一无所知。我想许多人可能也与我一样,无知且无奈。但我总觉得这多少有点放大镜或显微镜的味道,小得不能再小的一颗桑葚,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功能,几乎成了一粒精心制造出来的药丸!现代人似乎很热衷于制造功能,喜欢将功能一再叠加,也一再附加,让许多美丽的阳光照在它上面,几乎是“万千宠爱于一身”。比如一部手机,本来是用于通信的工具,却硬生生地使它成具有阅读、看新闻、游戏、微信、QQ、购物等等功能,几乎无所不能,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大世界。我可能真的是“out”了,我的手机一般只启用电话及短信两个功能,就像我只知道桑葚能偶尔填一下肚子解一下渴一样简单。我就像贾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也是我之所以对现实世界感到无奈的原因之一。

  桑葚在我的家乡叫桑苞。在我看来很形象化,真有点像花朵含苞欲放的感觉:桑葚挂在枝头的形状很优美,那紫嘟嘟、圆润润的桑苞,挂在桑树的枝头,令谁都垂涎欲滴。虽酸溜溜,但仍然能为我们解馋解渴。这看起来的矛盾和我们乡下人有肉就把白菜放在一边,没有肉就将白菜端上一样———桑葚既是白菜也是肉,只是它韬光养晦不让我们知道它那么有营养。

  可桑葚韬什么光,养什么晦呢?

  桑葚成熟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端午节过后。记得我那时候由于家庭管教甚严,既爬不上树,也下不了湖。我的童年因而少了许多乐趣。以至于现在许多人对于我生在水边长在水边却不会游泳不会爬树匪夷所思。我自己也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害怕我上树与下湖。现在的家长似乎仍然没有几十年前我父亲的安全感那么强烈。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被放牧着、畅快淋漓的玩耍,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到树梢、钻到湖心而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我的上树下湖的功能因而“被迫”终生萎缩。我只能以他们之乐为乐。这种“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像树上掉下来的桑葚──我一直想,那帮着我们度过了一个饥饿但仍然很美的童年的桑葚,却没留给我一点好印象,可能就是因为我只是吃着我的小伙伴们扔下来或者鸟儿们争抢时掉下来的桑葚的缘故。这是桑葚的失败还是我的失败?

  我小时候胆子非常小,又非常惧怕父亲──我想可能二者是相通的。当然那时的我没有遗憾的感觉,除了有些许片刻的烦恼之外,很快便抛之脑后与伙伴们打成一片。或帮他们看衣服,或帮他们拿家什,虽不畅快淋漓,却也自得其乐。我看着他们玩,这也无形中加重了我在他们中的份量,因为有没有被大人们发现全靠我说了算。有时候我一句谎话会吓得他们光着身子屁滚尿流。这自然也就弥补了我不能与他们同乐的不足。

  一般上到树最顶端的,或钻到湖最深处总是我的堂兄泉伢。泉伢大我一岁多,由于年龄相仿,因而很少叫他哥哥。他也从来没有感到我有什么不妥或失礼的地方,叫他时他总是乐呵呵的。泉伢不仅上树下湖是行家,捕鱼捉虾弄黄鳝什么的也无一不精,就连筢柴禾也比我胜上好几筹。但就是这样一个能手,几十年的改革他也仍然没有翻身,仍如过去一样很穷。用家乡的一句俗语来说叫做“用锅铲都铲不起”。为了能延续单传的香火,几次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他也因此几乎倾家荡产。他在外务工,干的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体力活,挣的血汗辛苦钱。虽然他放弃了传宗接代这个难圆之梦,但却将这个梦转化成一肚子的怨气,酗酒、赌博使他原本来之不易且不多的血汗钱流水一样白白流走。没有钱,甚至有时连春节也没有回来陪陪老母。二婶在家望眼欲穿,堂嫂带着三个孩子终日守着一亩三分地发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去年却溘然西去,丢下几个儿女及妻子,让谁都会心生悲悯。

  生命总是如此吗?泉伢展示的是什么,隐去的、不让我们看清的又是什么?站在这片过去争抢桑葚的树下,看着头顶上满枝满树的桑葚,束手无策的我真的就有了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所写的“最怕听的,就是滴答的坠枣之声”的感觉。

  桑葚坠落之声,在夏天,但我听来如听秋雨。


泊湖

  

     一个湖能泊在某个地方吗?我在另一篇散文里这样问自己。我只能问,而无法回答。因为我不能代替一个湖说话,代替一个湖说话的只有湖本身──即便是梭罗面对的瓦尔登湖也是如此──而湖从来不说,湖只是冬季枯、夏季荣,默默地流淌,默默地前行,“不舍昼夜”。

  从这方面来说,不能“泊”的湖被叫做“泊湖”就是湖边子民的美好愿望了。这个愿望实际也是一份牵挂,就如上个世纪乡下人给自己的孩子取个名叫“招弟”、“多了”等一样的一个简单明了的盼头。

  我在这里说的是我家乡的湖──泊湖。泊湖的确一直是“泊”在我的家乡,惯看秋月春风,千年不变。变化的只有两岸的青山,只有沿岸的由它养育着的一代一代的子民。从这方面来理解,“泊”就有了坚守的意味了。

  泊湖横跨皖鄂两省,从安徽望江县华阳镇境内进入长江,应该是长江在此长期形成的一节“盲肠”。当然,我这个结论也是猜想的,没有去考究,因而没有科学根据。但有时候没有科学根据甚至是伪科学的猜想却很符合逻辑思维。就如卡尔•波普尔在他的《猜想与反驳》中所说的“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仔细想来,的确不无道理。泊湖在它形成之初应该与长江是一个整体,其在历史上与不远处的雷池也是相连的,一脉相承。有史料记载:雷池,由雷水汇积而成。雷水源出湖北省黄梅县境,经宿松入泊湖,串湖后流至望江县城东南十五里处积而为池,故曰雷池(这个十五里我有些不认可).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泊湖“长”出了雷池,或者雷池是泊湖的一部分。

  雷池,是一个很多人都十分熟悉的古地名。当然也是一个今地名,只是“今非昔比”。今天的望江县境内,专门有一个乡叫雷池乡,我不知道这样叫是不是为了延续历史,或者让后来的我们永远记下这个历史。但我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历史无疑是一个水土变化的历史。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除了水土,别无其他。历史的变化终究是水土的变化,水将土冲走,土将水堵住。所谓水来土吞,沧海桑田!这就是兴衰,这也就演化出了成王败寇、折戟沉沙。

  写下《登大雷岸与妹书》的鲍照当年具体是在哪个地点登岸?同样无从稽考。其实也没有人去判断,只是我在这里随便一问。

  望江在古代称大雷戍,因而大雷岸现在看来在鲍照的这篇文章中已由实指演化成一个泛指。依现在的地域划分,望江县境内长江岸线65公里,鲍照所登大雷之岸或早已淤积为洲,离开长江数十里地养育着它的子民,或已崩塌至江心,被历史的沉沙埋入江底,等待着后来者挖掘、打磨。但不管是哪一种,我想均已成虚,成了一个美好的胎记。

  而胎记,又没有哪一个人是虚设的,它会实打实地伴随一个人的一生。这有可能就是望江人总是以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雷池为骄傲的原因,始终在“不越雷池一步”这个成语里居住,如温峤没能也没敢跨越这个“雷池”。

  积而成池,池不可越。这是望江人在感到骄傲的同时又感到心头有了这么一个让人堵得谎的结,我姑且把它叫做“温峤结”,难以解开。

  这个叫雷池的池到底隐藏着多少惊雷?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县志也没有做出具体而准确的表述。因而我们每每在向来客做解说时,只能远远向着今天雷池乡的方向无奈地比划着,连我们自己也不知所云。雷池因而“雷声大,雨点小”,“雷”似乎自温峤以后已不再受“惊”,甚至就没有了“雷”,“温峤结”因而与这个“雷”及温峤一起被历史封存。即便是划出面积达一百余平方公里的一个乡也仍然找不到它的踪迹。正如我在一首关于雷池的诗中描述的那样“到处都是棉花|到处都是地里那劳作的人群|仿佛嘴边的空气|仿佛远处江上起伏的涛声|细碎、从容、闪着粼粼的波光”。

  我想这些无边无际的棉花是否系雷池幻化而成?

  ──雷池总是这样不断被像我这样的人追问,雷池也就在这样的追问中不断风化,月亮似地,风化地闪耀着它那虚拟的“粼粼的波光”。

  相对于雷池,泊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诞生了雷池的泊湖是个实体,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虽波澜不惊,但也是一碧万顷,渔歌互答。事实上,泊湖经过千年的咆哮,已沉静下来,不会再去惊动他人,当然也就在原地不被他人惊动。似乎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始终笼罩在泊湖的上空,像现在正在泊湖湖面上飘荡着的雾,像雾中沿岸的子民,朦胧着自己,也朦胧着自己怀抱里的一切。

  这是不可承受之重还是不可承受之轻?昆德拉也不一定能回答上来。这也是我心中一直被朦胧着的一个结。也是“温峤结”吗?

  没有温峤,也没有鲍照、庾亮,泊湖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只有它那裸露在两岸丘陵上的贫瘠的黄土地,黄土地上瘦瘦的稻穗,只有不为人们记住的夏日里蓬勃、寒冬枯萎下去的蒿草、麻皮草甚至狗尾巴草。麻皮草学名叫苦草,它给人一种麻赖赖的感觉,我因而还是喜欢叫它麻皮草。麻皮草为什么叫苦草?是不是它味苦?即使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没有人去尝。我只记得,大人们整船整船地将苦草从泊湖深处拉出水面,然后在阳光下曝晒,然后用于烧饭。记忆中它燃烧得特别快,转瞬即逝,燃烧的灰是黑的、烟也是黑的,远远就能看见,特别呛人。由于常常用这种麻皮草做饭,我母亲的眼圈被熏得长年泛红,早早地失去了光泽。我常常想这是不是由于它是泊湖湖底那黑黑的淤泥长出来的缘故?这可能也是麻皮草难以跨越的一个“结”。随这些麻皮草一起生长的还有一种水产品──蚌壳,三角形和牛头形,因而有人叫它三角蚌或牛头蚌。三角蚌能养育珍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珍珠养殖户集到泊湖边收购这种河蚌,记得那几年我的二哥三哥四哥一到冬天就十分兴奋地与左邻右舍的伙伴一起背着特制的箩筐、穿着齐肩的皮裤下到泊湖去摸三角蚌。一天下来,能摸十多元,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十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

  我不知道这些三角蚌后来走向了哪里?它似乎没有遂泊湖人心愿“泊”在泊湖里,而是跨越了“雷池”,在“雷池”以外闪耀着它的光芒。像我的二哥。他是否也与那些蚌壳一起育成了珍珠,在天堂闪耀着他的光芒?

  由于经年劳累,我的二哥积劳成疾,又由于家中实在无钱医治,终于在他三十六岁那年离开了我们,未能再与三哥四哥一道下到泊湖深处摸三角蚌、拉麻皮草。这与三角蚌有关吗?时隔二十年,站在这个冬日里的泊湖岸边,我回答不上来,但我二哥背着箩筐笑呵呵地拿着三角蚌的影子总是清晰地立在我的眼前,甚至比眼前的一切更为真实。事实上,这种三角蚌像我二哥的脚印,不再泊在泊湖里了。泊在泊湖里的只有人们不再需要用它烧饭的麻皮草和育不出珍珠的牛头蚌。

  “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我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说实在的,我在泊湖岸边出生,喝泊湖水长大,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贴紧了泊湖的地面。但我确实看不清眼前的泊湖。包括刚才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我的同乡,尽管他在向我打着招呼,但还是想不起他是谁。可我二哥确总是坚决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像雷池与泊湖在望江人的心中一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或许,真实的东西总也弥漫着雾,无法看清,而雾本身却让我们不断去凝视,它反而那么清晰、那么真实。

  雷池恰恰是这个虚拟般的雾,虽不可越,但却在“云端跳舞”,在云端演化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演绎着存在。这是不是泊湖的本意?

  我感到“泊”与“不越”实际是暗暗地契合着什么、关联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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